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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学素质测评国际新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 编者按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公民的科学素质是基石。为了更准确全面地了解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我国正在经历从引进国外经典测评体系到自主研发测评体系的过程。


在公民科学素质测评的“米勒(Miller)体系”中,公民科学素质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公众对基本科学术语和概念的理解(科学知识);二是对科学探究过程和科学本质的理解(科学过程);三是对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的理解(科学与社会)。只有这三项测评全部合格,才能说一个公民具有基本的科学素质。这就是所谓“经典米勒体系”。

经典米勒体系在20世纪80、90年代,被广泛应用来对一个国家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我国也采用了米勒体系进行公民科学素质(素养)调查,已进行了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

1995年美国最后一次采用经典米勒体系进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1992年欧盟最后一次采用经典米勒体系进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此后经典米勒体系就被抛弃了。进入 21世纪,印度2003年,巴西2004年,欧盟2005年,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08年,进行国家范围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都没有采用经典米勒体系(张超等,2008年)1,而是采用新的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并用“公民科学素质指数”(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dex),来表征一个国家具有公民科学素质的比例(Miller 2012)。2 笔者称之为“新米勒体系”。

新米勒体系是对经典米勒三维指标体系的“扬弃”,从三维指标调整为二维指标,后来合并为“科技知识”一维体系。3

新米勒体系设计若干道“科技知识”题目(见附录),公民如能答对70%的题目,就算具有科学素质了。

米勒将历年来美国进行科学素质测评结果进行了汇总,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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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美国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1988-2016

(来源:Miller, 2016.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6 --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ttp://home.isr.umich.edu/files/2016/10/NASA-CSL-in-2016-Report.pdf)


从图1可以看出,美国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从1988年的10%逐步上升2008年的28%。米勒2016年在美国调查了2 840个成年人,测评结果是美国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是28%,跟1988年的比例一样,没有变化。米勒本人对此也感到费解,没有给出解释。

国际上采用新米勒体系进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若干国家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如图2所示。其中,瑞典最高,35%;美国28%。特别指出,日本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为5%左右,相较于日本是科技创新的强国,日本则是科学素质的弱国(简称“日本悖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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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国等33个国家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时段2005-2007年)

(资料来源:网络)


国际上最新采用新米勒体系进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是加拿大(见Science Culture:Where Canada Stands 2014)。加拿大对公民科学素质的测评,共17个题目,其中14个事实型对错题目,3个开放题。


调查表明:加拿大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为42%。在全球35个国家中排名第一,如图3所示,加拿大为此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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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加拿大等国家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

说明:欧洲国家的数据是2005年;美国的数据2008年;日本的数据是2001年。

(来源:Science Culture: Where Canada Stands 2014)。


我国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均采用经典米勒体系。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一个主要的结果是: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了6.20%,比2010年的3.27%提高了近90%。5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达到10%。

由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已抛弃经典米勒体系测评公民科学素质,采用了新米勒体系,而我国仍然并继续采用这个经典米勒体系,那么,我国测评的结果就只能是自己跟自己进行历史纵向比较了,而没有“国际比较”的意义了。具体来说,我国进行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包括后续调查结果,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与美国1995年、欧盟1992年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了,而不能与其他国家进行与时俱进的比较了。

对一般公众和领导来说,由于不了解经典米勒体系与新米勒体系的差异,不了解国际上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的比例(即公民科学素质指数),那么,给他们造成的印象很可能就是我国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的比例,与发达国家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的比例之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落后”。

笔者尝试把我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数据“换算”成国际意义上“公民科学素质指数”。由于国际上现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主要是针对“科技知识”调查,在我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中,主要对应于“了解科学术语”、“了解科学观点”(按:应为科学概念)。2010年第八次调查表明,我国公民“了解科学观点”的合格率为39.4%(18道测试题,答对11题为合格),“了解科学术语”的合格率为19.3%(4道题,都答对或基本答对为合格)。6 那么,大体可以说,2010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数为20%,即2010年我国具有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20%。

其实,我国科普研究者也开发出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数”,其涵义是:对公民个体来说,就是他/她对科学素质所有测试题目的总分值(张超等,2008年)。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与国际上“公民科学素质指数”不是“国际接轨”的。据资料,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数,2003年为38.4,2005年为43.6, 2007年为48.5,2010年为53(《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报告(第二辑)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体现了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进步。

上海在李健民教授的领衔下,以《公民科学素质行动纲要》对公民科学素质的定义为依据,在全国率先研制出“以能力为导向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及测试体系”(简称“上海体系”),即以“科学生活能力”、“科学劳动能力”、“参与公共事务能力”、“终身学习与全面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评估公民科学素质。受访者只有当四个方面的能力测评全部合格,才被视为具备科学素质,即达标。上海采用该测评指标体系从2011年开始,每隔2-3年在全市常住人口中抽取样本进行跟踪调查。2014年的结果显示:上海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达标率为28.8%,比2012年提高2.2个百分点。

笔者及合作者正在研制新时代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努力做到既坚持“中国特色”比如坚持《科普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提出的“四科”(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我们将之扩展到“六科”,即补充“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科学技术与发展观”),又充分考虑与“国际接轨”。笔者提出,我国应该而且可以就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以我为主,联合“一带一路”沿线代表性国家的专家学者,提出“中国方案”甚至“中国标准”。7


参考文献

1、张超,任磊,何薇:“创建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数”,《科普研究》,2008年第6期。

2、Miller, J. D. (2012). The Sources and Impact of Civic Science Literacy. In M. W.Bauer, R. Shukla & N. Allum (Eds.), The Culture of Science: How the Public

Relates to Science Across the Globe. New York (NY): Routledge.

3、参见:陈发俊,史玉民,徐飞,美国米勒公民科学素养测评指标体系的形成与演变,《科普研究》2009年第2期。

4、刘立:日本悖论:科技创新强国,科学素质弱国

2017-06-05科学的历程 http://mp.weixin.qq.com/s/nh3iBMLqoZsmHHSNXJKdcQ

5、中国科协发布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 新华网 http://education.news.cn/2015-09/19/c_128247007.htm

6、(《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报告(第二辑)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p.23

7、刘立: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测评指标体系。载: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 编:《科技传播与普及动态》2017年第11期(总第23期), p.26


责任编辑:刘小玲


作者简介


公民科学素质测评国际新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刘立,北京大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出版有《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科技政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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