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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睿:无问西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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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清华大学礼堂里看了话剧《蒋公的面子》。这部话剧成名已有数年,编剧温方伊把它送给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


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读书时学校里依然流传蒋介石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时的种种段子,话剧中“若是蒋校长处理校务,也是要由中大校长蒋中正呈请教育部长陈立夫审批,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中正再批”,就是当中最为经典的一个。


话剧故事说来简单,1943年蒋介石想请三个中文系教授吃年夜饭,三人各有政治立场,一人左倾反蒋、一人右倾亲蒋,一人则中庸守道,吃或不吃,三人又各有心思,这顿年夜饭几十年后在批斗中成为罗生门,三人对于自己到底有没有赴宴甚至到底有没有收到过蒋介石的请柬各执一词。也许是真的遗忘,也许是自我保全,毕竟三十年过去,他们面对权力的饭局,早就已经失去可能,去斟酌吃或是不吃。


李静睿:无问西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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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的面子》剧照


清华礼堂走出去不远,是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沉两年后写的纪念碑铭,碑式由梁思成设计,碑文中那句“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以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彼岸花,当中则是九十年的河水汤汤。河面曲折,起先也有亮光,对岸依稀可辨,到了后面,风波渐起,巨浪滔天,迟疑懦弱的人如果足够幸运,还能勉强留在此岸,试图渡河的人,则唯有葬身河底,这些死亡不是王国维式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们是羞辱叠加羞辱,死,只是顺理成章的最后一步。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中年人。人到中年,人生该展开的大致展开,能经历的已经经历,他们所处的世界,实质上是由自己亲手缔造,死亡或者其它,虽说惨痛,却也合理,是他们作为一代人只得承受的结局,就像电影《敦刻尔克》里那个船长所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发动了战争,为什么让年轻人去战场上送死?”


但电影《无问西东》里都是青年,1923年,1938年,1962年,2012年,四代清华学生,一样年轻得让人叹息,一样有“无问西东”的人生抉择。这四个字出自清华校歌,由国文与哲学课教授汪鸾翔写成,时间正好是1923年,电影中那一年王国维还在清华讲台上讲《礼记》,“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礼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浑然不知接下来自己和这座校园乃至这个国家的命运:他不知道民国政府会撕毁《清室优待条件》,自己则会在愤懑四年后拖着长辫自沉昆明湖。


李静睿:无问西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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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西东》主角


他不知道十五年后,国土沦亡在即,给自己写碑文的人会和学校一起西迁昆明,努力睁开一对几乎瞎掉的眼睛跑警报,而等待在他前面的,是比跑警报更为惊险的命运。


他更不知道,到了1962年,在历经种种政治运动之后,清华大学将有七千名(也有资料称是四千四百人)师生前往京郊四县,参加历时八个月(有资料认为有一部分师生直到1966年6月才返校)的“四清”运动。


“四清”起步于农村,最早为 “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意图“反修防修”,扩大化之后,新的口号是 “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大概就是《无问西东》中章子怡被“上面”审讯自己幼年谎言和海外关系的大背景。这场持续仅两三年、覆盖中国三分之一地域的运动,却波及五百万人。而运动的主持者们,彼时大概也浑然不知其后世事翻转,受害者和加害者将会合二为一:惨剧就是这样,所有人都惨淡退场,没有人胜利。


电影中四个故事,1923年开篇用泰戈尔解答人生困惑,2012年结尾说还是得无问西东,一头一尾都像命题作文,又单纯又笨拙,但以过去百年中国历史之跌宕,年轻人尚能在单纯和笨拙中寻找答案,已经是万分幸运,中间两个故事的沉重和悲痛,才是百年中国的主题。


王力宏在1938年死去,章子怡则在1962年活了下来,后一个故事却无疑比前一个更让人恐惧,1938一代青年的“无问西东”,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之下,连死亡也意味着自由,充满朝气。


李静睿:无问西东之后


到了1962年,导演怀着不忍和柔情,让章子怡在批斗中奇迹般活下来,又奇迹般逃到云南的世外桃源小村,但又怎么样呢?国家版图之大,容不下一个想要消失的人。黄晓明演的陈鹏,冲动之下秘密前往大西北参与核弹研发,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因核辐射而脱发和虚弱的陈鹏回到云南,想和爱人团聚,但爱人消失了,等待他的是杀气腾腾的标语。


李静睿:无问西东之后


桃花源里可能有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能飘在半空中享受爱情,但现实中并没有桃花源,只有沉甸甸的现实引力。章子怡被狂热的民众毁容,黄晓明抱住她,说无论什么时候,总有他为她托底。这是电影中最动人的一段,却全无可能,世界没有底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为任何人托底。章子怡的故事终止于她走向罗布泊,这已经是导演能为她想象的最好结局,陈鹏则大概会得某种癌症,孤独而无名地死去,在某个背景下,你甚至不能说这是一个过于糟糕的结局。


李静睿:无问西东之后


电影中泰戈尔那场演讲发生在1924年5月1日,翻译为徐志摩,泰戈尔说:“……我竭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满的理想,你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行动,都应得折中于那惟一的标准。”


正如电影中所说,围绕在泰戈尔身旁那些,是那时中国最杰出的一群人:梁启超,王国维,徐志摩,梅贻琦,林徽因,梁思成,陈寅恪……而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原来有更多杰出的人是电影中漫不经心的背景:钱穆、朱自清、闻一多、邓稼先、沈从文、冯友兰、袁复礼、华罗庚、杨振宁、穆旦……在“凡事必求美满的理想”的“无问西东”之后,他们走上的到底是何种道路?


一一回顾他们的人生几乎是一种残忍。我们只知道,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教出余英时这样的大师级学生。;而而陈寅恪,在珍藏的书籍文稿惨遭洗劫后,写诗说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当然他们也都是中年人,他们好歹已有过前半生的荣光。电影中那些并未死于战场的青年呢?


杨振宁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前往芝加哥大学留学,同在芝加哥的联大校友还有李振道、穆旦和巫宁坤(《了不起的盖茨比》最早的中文译者),据岳南的《南渡北归》,1951年,穆旦夫妇与杨振宁、李政道、邹谠、巫宁坤等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彼时留学生最关心的是否回国问题,杨振宁和李政道举棋不定,穆旦和巫宁坤则倾向于尽快回国,“迎接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


后来这几个人的故事也就是那样了,按照我们熟悉的范式,没有任何新意。穆旦死于1977年,这个近代中国最杰出的诗人,在意气风发的四十年代曾写出难以比拟的美丽情诗,“……静静地 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形成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到了死前,他在最后一首诗中说,“……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并不是这样,他没有完成普通生活,这些人都没有,从三十年代的联大青年,到六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一代被中断了普通生活的中国人。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呢?他们大都陷入狂热,无问西东,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事业,以为这就是泰戈尔所说的“天职”。


电影最后彩蛋中的名单止于六十年代,而到了2012年,代表最新一代清华学生出镜的是奶茶妹妹章泽天,这部本来想献给清华建校百年的电影,最终拖到今年才上映,被人笑称变成了献给北大的一百二十周年。作为无法再用“青年”自称的人,我当然渴望看到更多青年“无问西东”,但你们真的要看清楚眼前道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命数,你们的青春有更好的去处,不要做那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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