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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勃:贫穷怎么变成了不可原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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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大抵都有一种抱负或曰野心,希望穷毕生之力将自己的思想绵延覆盖的领域愈宽广愈好。此种境界,大概只有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描摹了。而一门学问的精确性、有效性与它力图解释的范围,又往往是负相关的。这便种下了古今中外历代学人以及他们的学问的固有困顿。

于是我们便时常能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一门学科在萌生、发展之后会逐渐向周边学科渗透其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乃至形成一时的学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趋向,其后由于贪多求全而消化不良,逐渐对固有理论进行修正、完善,成功者脱胎换骨,失败者就此沉沦。

我们也时常能观察到这样一类人物,随着研究视野的持续扩展、研究范围的持续扩张,其建构宏大理论的雄心与复杂性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主客二元、事实价值二分的框架中游走越发心有不忍,其人生道路和学术思想的轨迹或发生明显的断裂、或呈现出渐变的特征,经常“浪子回头”。

伟大的思想者总是这样被人们反复“鞭尸”,死去,又“活来”,推上神坛顶礼膜拜,再拉下马来批判一番,不断影响着后来者的思想进路。达尔文,也典型地属于上面提及的那种深具复杂性的伟大人物;而以他将近160年前出版的《物种起源》为标志的进化论思想在这百余年间的衍生、流变过程,也使我们可将这一理论归于上面谈到的那种复杂性理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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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种起源到人类由来


自然科学家中,能够不仅给自然科学本身带来革命性变化,并且对整个知识界乃至社会公众的世界观产生根本影响的,牛顿若是第一,达尔文就该是第二,爱因斯坦只能屈居第三。

“Evolution”一词,在最近一些年的译法比十多年前也要规范得多,现在多译为演化,以前则一般译为进化。演化强调的是一种渐变性、连续性,除此,别无其他价值含义。进化则不然,它的缺省设置就是一种进步观。进化背后的进步观思想,在历史哲学范畴中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

在中世纪对基督精神的再发现和其间产生的看似无聊却富有思辨意味的论战中,一种基于末日审判的、线性的历史方向感和时间箭头若隐若现。工业革命日新月异的繁荣气象和世界经济在沉闷了千年之后的突然起飞,也给如孔多塞这样的学者提供了思维的兴奋点。

在进化的意义上使用“进化论”一词,最早是拉马克。他在《动物的哲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提出了两个法则:一是用进废退,一是获得性遗传,并认为这两者既是变异产生的原因,又是适应形成的过程。

我们知道,现代生物学已经否定了拉马克的进化主张,标准的中学《生物》教材上一般也是略过拉马克学说的。所谓“用进废退”,就是认为频繁使用的器官将得到加强、发展、增大,其程度与使用时间成正比;反之则被削弱和退化,乃至丧失机能。而这种后天获得的性状可以遗传,通过生物体有意识的活动而出现的生理内部结构的变化可以传递给下一代,导致后代出现适应环境的变化。

拉马克的进化论是在达尔文之前对创世论和物种不变论的传统自然观挑战的最主要学说,他表达了一种看法,在沿着进化阶梯上升时,生物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自己发出推动力量,从而获得了愈来愈多的自主性,在人身上则达到顶峰,这就是人的思维和智慧。凭着这一特殊的享赋,人成为生物界的佼佼者。当然,拉马克“用尽废退”说的破产似乎是显见的,因为诸如皮肤被晒黑的人并没有生出黑皮肤的孩子这样的事例俯拾即是,体细胞和生殖细胞对基因编码的改写权限当然是天壤之别。

与拉马克不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用观察得来的丰富素材,通过假设和演绎,较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进化现象的存在。但是在达尔文的世界中,进化没有确定的方向,物种也并非永久不变。所有的生物都是从极少数甚至一种微生物类的先祖进化而来。这项庞大的进化过程是由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的动力机制所导引,在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即便是人类这样具有复杂结构的生命体的出现,也绝非一个意料之中乃至命定或某种特殊力量创造的终极结果,而只是宇宙过程的一个偶然产品。当群体中的变异随机出现之后,自然选择就根据这些变异的适宜程度改变它们在群体中的频率。自然没有计划、设计和目的,进化也只是偶然,因为基因的突变和环境的变化都属偶然。

《物种起源》中的达尔文与《人类的由来》中的达尔文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尽管一直有很多人捍卫他们的一致性,一如有那么多的学者致力于对新老马克思、新老维特根斯坦、新老哈耶克等等作逻辑一致的解读。个中冷暖,从生物学界对两部作品的关注度和引用程度的厚彼薄此即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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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也可以把《人类的由来》看作是《物种起源》的一个必然的续篇,而且达尔文自己也很明确地在前者的序言中表明,两本书所使用的观察资料、实验数据是基本相同的。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终究没有直白地道破那最后一层意思,自然地引申出“人类的由来”,他只是在最后意味深长地说:

“我看到在将来将会为更加重要的研究开辟广阔的领域……大量光明将投射在人类的起源和他们的历史上。”

我们可以推测,他也许对来自宗教领域的压力有一定的考虑,或者他也许能意识到将进化论的触角最终延伸到作为生物的人之后,可能会引发对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难以预见的颠覆。

从《物种起源》中一些散见但并不少见的对拉马克、斯宾塞等赋予了进化过多的价值附加、感情色彩的人物的评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持强硬客观立场的观察家达尔文。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隐蔽更深的、比法国机械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更具颠覆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怪乎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在赠给达尔文的《资本论》扉页上题到,他是达尔文“真诚的钦慕者”。

这无疑是又一场“哥白尼革命”,它推翻了形形色色的神创论,也拒绝了目的论,故此否定了各种超自然因素,打破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仍然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鸿沟,重估人在自然体系中的位置。

近代以来,还没有任何其他思想上的突破能以如此强烈的冲击力直逼人类对自身意义和目的的传统认识,动摇《圣经》以及几乎所有哲学家的著作赋予人在自然界中的特权地位。他不仅将创世之神驱逐出境,也把志得意满的“人”从自然界的王座上拽了下来。弗洛伊德那句话最能反映出这种震惊:

“人类的天真自爱遭受过两次重创:第一次使人们发现了地球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微乎其微;第二次是认识到人并不是被特殊造就的,而仅仅是动物界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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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伏笔


丝毫没有令人失望。达尔文不安分于做一个生物学家(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博物学家),他也不满足于仅仅解释生物属性的人,他是有心对人类自身的道德秉性发表一番宏论的。这和当年徘徊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的斯密的心态未尝没有几分相像。达尔文着手讨论人的道德能力的形成。这个过程仍然是比较谨慎的——相比于早就对此夸夸其谈许多年的其他同时代学者而言。这是后来被称为人类学的范畴,大抵是哲学、社会学、生物学的杂糅产物。

以科学的态度介入社会领域总是有风险的,我们丝毫不必怀疑一些科学家赤诚的内心、良好的初衷和理性的精神。打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旗号与伪科学沆瀣一气至今为人诟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总被人们认为是要与达尔文本人划清界限的。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的是,达尔文在方法上的还原论倾向在《人类的由来》中,毕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比如他在用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证人的道德能力的由来时,每每用列举和类比的方法,赞颂狗的忠诚、兔子的利他、蚂蚁的团结等等。这固然有助于西方思想界冲破基督教中人类中心论的羁绊,促使人类重新回归自然序列之中;但彻底的还原精神导致抹杀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混淆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的不同,从而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预留了理论发挥的空间。

达尔文说:

“野蛮人,身体软弱或智能低下的人是很快就受到了淘汰的,而存活下来的人一般在健康上都表现得精力充沛。而我们文明的人所行的正好相反,总是千方百计地阻碍淘汰的进行;我们建筑各种医疗或休养的场所,来收容各种痴愚的人、各种残废之辈、和各种病号。我们订立各种济贫的法律,而我们的医务人员竭尽他们的才能来挽救每一条生命。我们有理由相信,接种牛痘之法把数以千计的体质本来虚弱而原是可以由天花收拾掉的人保存了下来。这样,文明社会里的一些脆弱的成员就照样繁殖他们的种类。”

还有他关于兵役制度的评论:

“在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常备军的国家里,最优秀的青年大都应征应募而参加了军队。这样,他们可能在战场上很早就死去,或往往染上淫邪的恶习,而全都不能在身强体壮的年龄里结婚。而一些矮小些或软弱些的人,体质根本不行的人,反而留在家里,从而得到大得多的机会来结婚生子,繁育在体质上和他们属于一类的人。”

这些话很清楚表明了他的想法,既然自然选择原理曾经在人类的起源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他就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现代文明中许多在我们看来是符合“人性”的人道主义做法,反而是违背了自然选择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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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达尔文理论感到沮丧或毋宁说是无奈的人很多。大物理学家薛定谔也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他为人称道的一部科普名著《生命是什么》被地道的生物学家所赞赏,认为这代表了“一个物理学家力图理解一些真正的生命之谜的有力尝试”。

在这部书中,薛定谔力图在维持达尔文主义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复兴拉马克理论中带给人们目的性和主动性的部分,论证行为对人类进化的重要生物学意义和影响,讨论人类进一步进化的可能和条件。他毫不掩饰对拉马克理论的偏爱:

“一个人将自己看作是浪漫进化链条一环的智慧生命,会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发展身心所作的努力的生物学意义不会失去,它虽小却构成了物种趋向日臻完美的进化的一部分。”

薛定谔从功能和行为的角度对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形式提出了批评,认为高度机械化的大多数生产过程存在着使人类智力器官退化的严重隐患:

“伴随手工业的衰退和生产线上单调而枯燥的工作的普及,当聪明工人和迟钝工人的生存机会变得越来越相等,好的脑子、灵巧的双手和敏锐的眼睛就会愈来愈成为多余。而一个不聪明的人将会受到青睐,他会自然地发现服从于枯燥的苦干更容易,发现生存、安家、养育后代更容易。这个结果可能易于导致才能和天赋方面的负向选择。”

饶有趣味的是,几乎一个世纪之后的薛定谔也把矛头对向那些社会福利机构及政策。他说:

“由于现代工业生活的艰辛,一些机构应运而生,帮助人们减轻辛劳,诸如保护工人不受剥削和失业的威胁,拥有许多其他的福利安全措施。这些措施十足地被认为是有益的、不可缺少的。但我们不能无视这个事实:减轻个人照料自己的责任、使每个人机会均等,同时也在消除能力上的竞争,这无异于为生物进化装了高效的刹车。”

两个大家,从两个不大相同的角度出发,汇合到了一起。这是对进化的整体主义过度强调以及目的论色彩过度强化的结果,作为个体的人有其独立的价值追求,没有什么绝对律令可以胁迫他要对亿万年的生命演化过程承担一颗微小螺丝钉的义务。思考这些深层本体论层面的学者们的精神可嘉,所发的声音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但是很显然,这种提醒本身也潜藏着一种霸气外露的倾向,一旦发展为强制性的社会公共政策和主流意识形态,后果会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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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东西再也不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出来了”


“年纪越大,越没有人原谅你的穷”,最近某网络平台的这次大新闻,着实捅了好大一个篓子。那种字里行间、深入骨髓的一股浓浓的咪蒙味儿,那种深秋时节吹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寒风,让人不由得心头一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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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越大,越没有人原谅你的穷”系列广告


这些冷冰冰的词汇总不由得让人想起《共产党宣言》里那段犀利的评论: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自由地成为奴隶,自由地失去自由,自由得流离失所,自由得一无所有。马克思的反对者、“消极自由”的倡导者以赛亚·伯林,对于老马致力于“自由人的联合体”克服人的异化的尝试,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之同情,他在为马克思作传时曾这样说:

“这一最终完成的体系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无法对其进行直接攻击,它包含了意在对付敌人拥有的已知的每一件武器的材料。它对朋友和敌人一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对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它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改变了人类思想的历史,即自有了这个体系后,某些东西就再也不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出来了。”

哪些东西就“再也不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出来了”?如果我们穿越回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至少能看到如下事实:

大量的工业污染;

童工被大量使用;

妇女没有获得普选权,所以同时代的密尔会写作《妇女的屈从地位》;

八小时工作制刚刚提出,芝加哥工人争取这一权利的“五一”大罢工是在马克思去世3年之后;

机器替代劳动造成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和工人工资锁定在生存工资水平,这种工资水平据说是被精准地控制在养活自身之余,还可勉强娶妻生子、养家糊口以便制造出下一代“产业后备军”;

失业工人没有任何保障,世界上第一部《疾病保险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的,那时马克思刚刚去世;

更具有笼罩性的事实是,那个年代的主流思潮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自由至上的自由主义,政府根本不认为创造就业、解决失业问题、转移支付、扶危济困是自己的本职工作,更何况在金本位制的严格约束下,政府也没有适当的工具手段支撑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于是转而乐得敷衍塞责,指责贫困者是自作孽,否则何以有胳膊有腿、有劳动能力却不能养活自己,以至堕落如斯需要救济呢?

这种对贫困的质疑,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一块基石。从斯密李嘉图直到马克思,这条线索一以贯之。劳动创造价值,创造世界,它本应该成为个人权利的重要经济基础。可是当个人被裹挟席卷入大时代的滔天巨浪中时,才会无力地发现,失败、贫困未必是个人之恶,也可能另有原因。

热情似火的青年马克思喜欢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何为异化?其实当代人一个很方便的理解视角,是借助电影《异形》。异形是alien,本来是自己内生的、孕育的、创造的产物,最后却破腹而出,成为吞噬自己的怪胎和寄生物。异化是alienation,本来是充满主体性、创造力和活力,应当带来快乐的过程,最终成为一种制造莫大痛苦和负累的过程。生孩子是满怀期待的,她将被自己的产物爱戴和赡养;生异形则是自掘坟墓的,她将被自己的产物反噬和消灭。所以《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不是他在拧螺丝,而是螺丝在拧他。当本应是愉快的自我实现过程的劳动,变成了一种负担——累成狗,这就是异化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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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时代》剧照


当下这个年代,人们好谈财务自由,但谈得粗鄙、庸俗。所谓财务自由的真谛,大抵不会超越如前所述的古典经济学时期那股为贫富分化状况所做的合理性辩护。可是,即便如后来的伯林那样的自由主义者,也已经意识到:这种社会存在的状况与时代的精神状况是有问题的,那种粗鄙的成功学、成王败寇式的财务自由论、愿赌服输式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话语,是不应该“再振振有词地说出来”的。

今天的文案设计者往往一拍脑袋,博眼球、刷存在,下意识地脱口而出某些直白挑战文明边界、并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话语,最后装逼不成,反拉得一身仇恨。我们已经从“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金钱无感时代,进入到“爱情买卖”的金钱至上时代。有趣的是,当我想搞清楚《爱情买卖》歌词的那句题眼时,出了点状况。查了半天网络,没有搞明白,究竟是:

“爱情不是你想卖 想卖就能卖”(道义问题),还是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供给侧乏力),或者是

“爱情不是你想卖 想卖就能买”(有效需求不足),抑或是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卖”(准入资格与行业垄断)?

如果用音调来判断的话,我倒倾向于是“爱情不是你想卖,想卖就能买”(有效需求不足),这种判断依据的是“灯,等灯等灯”的因特尔广告断句法。当然,这背后更深层的追问是,到底是:

为卖而卖(重商主义),还是

为买而卖(马克思问题),或者是

为卖而买(波兰尼问题),抑或是

为买而买(波德里亚问题)?

老话讲,一代学穿,二代学吃,三代学古董字画。沐猴而冠最容易,暴食豪饮也容易,难的是一种心态、精神和气质上的培养。的确是需要有两三代的积累,才能摆脱一些看起来十分露骨和低俗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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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大潮汹涌、各种竞争激烈之际,尚需存一点心机——注意积累一点修养和底蕴,以备将来“咸鱼翻身”之用。曾国藩那句话挺好,“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是说人要有骨气,人的心中要有一种生机,要有一种情趣,要耐得住冷落、艰苦、劳碌、闲适。

在想钱想疯了、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人看来,贫穷永远是一桩不可原谅之事,自己心中那点拿不上台面的小九九永远是最重要的,而社会流动的壅塞与固化、贫富差别的扩大与普遍化会带来什么后果,完全在他们的理性认知范围之外。

到头来,因为钻到钱眼里且大肆招摇犯了众怒,被骂了,还在鸣冤叫屈,好生不解这背后的原因以及流露出的社会情绪,这恰恰说明一种奇怪的思维已经成为这部分人大脑的缺省设置。这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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