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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作坊学徒到北大考古系教授,他最大遗憾是未带博士生

本文转自南方都市报

“道履《中庸》,师生共仰;福协《洪范》,寿考以终。”这是知名书法家、甲骨文研究专家刘宗汉给高明的敬挽。


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高明,2018年1月10日在北京安详辞世,享年92岁。


从小作坊学徒到北大考古系教授,他最大遗憾是未带博士生

高明字诚之,“明”和“诚”都取自《中庸》


高明依靠半生积累,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系统讲授古文字学的《中国古文字通论》,获全国教材一等奖和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该书与他撰写的《古文字类编》一起,填补了中国古文字学领域没有系统性著作的空白,成为当今中国古文字研究的必备书。


高明字诚之,“明”和“诚”都取自《中庸》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他曾说,“我以诚做人,以诚待人,不凌弱,不谀强,由此结交了许多诚挚知己的好友,但也因此遭受一些冷遇甚至打击。我虽以付出换来苦涩,而终不悔,仍将持诚以恒。”


学徒期间遇良师


1926年,高明出生在天津的一户殷实人家,父亲是银行家。高明的儿子高尔棣向南都记者讲述,高明10岁时父亲去世,自此家道中落。高明只上了两年小学,14岁时就在私人小作坊做学徒,学做衣服。


后来,高明到有名的天津仁昌绸布庄做学徒。在这里,他遇到了读书领路人。高明曾回顾,比他大很多岁的刘光来知道他家境不好,主动教他读书。等别人都睡了,晚上十点半开始,刘光来就开始教他读书,每晚读到十一点半甚至十二点。从最初的《三字经》,到后来的《四书》《左传》《诗经》,跟刘光来读书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背诵了许多古文。


大约在1942年,高明当上了公交车售票员。这份工作的好处是只上半天班,他早晨6点上班,中午1点下班,下午就去汉英数补习班补课。经过三年补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考上了大专水平的职业训练班的纺织科。


后经人介绍,高明到天津社会服务处做了名编外职员。1949年初天津解放,他从额外人员变成国家干部,一个月领70多块钱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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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任北京大学助教时的高明


1952年暑假,高明26岁时提出报考大学,领导同意他考上了就去读,考不上继续留下工作。他的目标是北京大学,那时可填报六个志愿,他只报了三个,第一个是北大历史系,另两个是北大中文系和北大哲学系。最终,他被北大历史系录取。1952年8月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回函时,他毅然选择了考古专业。


之所以选择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高明后来解释,他曾看过顾颉刚的《古史辨》,也看过王国维的著作,他更认同王国维采用实物和文献结合式研究的观点,这坚定了他选考古专业的信念。


带学生野外考古


大学时,高明所在班级,主要是为考古事业发展培养人员。大学三年读完,他们到西安半坡实习,在这里学生们参与了半年的半坡遗址发掘,才真正学会了田野考古技术。随后,他们又参与了中科院考古所对陕西张家坡西周遗址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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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1952级本科生圆明园测绘课实习时合影(后排左五为高明)


一年实习结束后,高明和同班同学祝广祺毕业留校做助教,后来,祝广祺调离,当年考古班留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只有高明一人。


1954年底,高明和在北大附小做教师的妻子完婚,第二年儿子高尔棣出生。高尔棣后来成为我国知名作曲家,长期在中国东方歌舞团任职。当年作为年轻教师,高明常带学生去田野实习。高尔棣告诉南都记者,他童年时,父亲在家时间不长,经常见不到人,一般都是带学生去田野实习了。“我上北大幼儿园一个礼拜回来一次,记得有几次回来遇到父亲,都不太认识他了,总躲着他”,高尔棣说。


从小作坊学徒到北大考古系教授,他最大遗憾是未带博士生

1954年12月,高明与妻子刘婉然结婚照

1976年前的二十年间,高明带领学生参加了许多野外实习。他主持或参加过许多重要考古发掘和调查。1958年,他曾带学生到陕西西华县进行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后来又带学生相继参加了北京雪山遗址发掘、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发掘、山西天马西周遗址调查等。


1962年,高明的女儿出生。高明对两个孩子非常疼爱,高尔棣后来从事音乐事业,高明第一本书的稿费就给他买了架钢琴,后来另一本书的稿费,又给儿子买了一整套当时国际上最权威的音乐百科全书。


直到1975年,高明还带学生到陕西咸阳进行田野实习,主持了阿房宫遗址中“北司”遗址的清理和发掘。1976年他带学生到山东淄博进行了东周遗址发掘。


高明担任古文字学教师始于1960年,文革结束后,他希望脱离田野工作,专心从事古文字教学和研究,获批后他的野外考古生涯就此告一段落。


著作身后永流芳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志军是1977级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他告诉南都记者,他们77、78级在北京的同学,每年正月四日都要去看望老师,每次到高明家里,都会忆往事,谈考古界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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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高明在中关园家中


令赵志军印象深刻的是,当年读书时古文字课本是高明手写油印的,“字非常漂亮”。在此基础上,高明后来编写了《古文字类编》。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冯时研究方向也是古文字学,他是北京大学考古系78级学生,也是高明的爱徒之一。冯时告诉南都记者,在高明全力编写《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期间,冯时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到他家帮抄写书稿,随时向他请教。


冯时向南都记者介绍,高明的老师是唐兰。唐兰早年从古文字字形发展演变角度编过材料,高明自己编写了古文字表,从甲骨文、金文到战国文字,分三个栏,可一目了然看清一个字的发展演变规律,他独创此体例,也是授课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古文字类编》。这是一本类似古文字字典一样的图书。


冯时协助高明整理编写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前身也是上课用的油印本教材。1992年,《中国古文字通论》获全国教材一等奖和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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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授课期间的高明


“在古文字学方面,唐兰先生有开创之功,但真正完成、形成体系的是高老师。”冯时对南都记者说,《古文字类编》《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是高明对古文字学最主要的贡献。


在古陶文方面,高明做了填补空白的工作,他编写了《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徵》。那时冯时已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考古所收藏了很多战国陶文,高老师编书时,我在资料上帮了不少,我几乎把考古所古陶文资料摸了一遍,有用的东西都捡出来供他用。”


冯时说,高明在商周青铜器、石鼓文方面,也颇有研究。“当时被大家公认为北大做青铜器最好的学者。”《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和《周代用鼎制度研究》等文章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系统分析了东周青铜器的演变,对这一领域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在石鼓文方面,他把石鼓文年代拉到了战国时期。“这些东西都体现出了他考古学、历史学方面的功底。”


高明在北京大学学习工作60余年,除了教学,带了9名硕士生,还出版了八本著作,包括《帛书老子校注》、《战国陶铭》、《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四字歌》、《高明论著选集》等。


提教授多次受阻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担任教授的李水城,是冯时的同班同学。李水城告诉南都记者,高明考虑过古文字学接班人问题,想把真正有能力的冯时调过来,但愿望没有实现。“他说,能不能把冯时调过来,我这一摊子可以交给冯时。”后来高明又想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零调过来,也遇到阻力。


“他一直没带博士,他给我说过,想把我挖回北大,继承他的衣钵,一直没成功。他晚年给我讲过,唐兰先生创下的事业,经过他的继承就断了,北大没人继承,他很遗憾。”冯时向南都记者表示,他会继承高明的教学方法,教导学生研究古文字必须和考古材料结合起来,以得出客观结论。


李水城告诉南都记者,高明没带过博士生,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曾说,全国的古文字学家都能带博士,就我不能带。”


事实上,高明不能带博士生,是因为评职称提教授时,一度遇到阻力。那些年,许多人向高明写信,想要做他的博士生、博士后,因他不具备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职称资格,都没能带实现。“他后来一直觉得培养的学生都是半拉子,没有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的学生。”冯时告南都记者。


最大爱好是书法


上世纪80年代,高明退休后又返聘,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真正离开教学一线。退休后的高明,又捡起了毛笔练书法,这也是他晚年的最大爱好。


高尔棣告诉南都记者,《古文字类编》出版后,到处有人请高明讲课,包括在北京大学开公共课时,很多美术界、书法界的人来报名。“他和启功关系非常好,和欧阳中石也都有来往,他们都送字给父亲。父亲有个学生去美国留学,路费不够,他突然想起有启功的字,就让学生把启功的字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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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新春时节,高明与夫人在北大校园


晚年的高明喜欢背诵古文,高尔棣说,父亲写毛笔字都是背着古文写下来的,比如《滕王阁序》、《琵琶行》。“很多人向他要字,他的字还被人拿到香港展览。”


曾担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的曹玮,1987年开始跟高明读硕士,和老师几乎每个月都会通电话。对于高明的毛笔字,曹玮对南都记者称,“在古文字学家里,他的字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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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80岁寿宴上与家人、友人在一起

书法篆刻家赵增福是高明的忘年交,是他认可的最后一名学生。赵增福告诉南都记者,他跟着高明习古文字,这些年基本每月去一次老师家,“频繁时候一天过去一趟”。在高明的教导下,赵增福还按帛书老子《道德经》写了篆书《道德经》,“写篆书《道德经》时总去他家,一共5499字,写不好的字要重写。”


“他写到88岁。”赵增福说,“他主要是做学问,他书法写的很好,但不让说是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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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89岁生日时与孙女在一起


高明每天起床比较晚,一般都是中午下楼散步,会客时间都是在下午四点以后,赵增福说,“他一天吃四次饭,每次吃的都很简单,喝粥,吃鸡蛋,吃蛋糕。他最爱吃蛋糕。”


高尔棣每天都会打电话问候父母。他说,父亲非常要强,没怎么麻烦人。“直到最后,他都是自己穿衣服、吃东西,自己上厕所、洗澡。我看他颤颤巍巍,就说帮他洗澡。他不同意。他说,你帮我洗澡就完了,我就不行了,我还可以自己洗。”


高尔棣说,最后两三年父亲明显心肾衰竭。虽然坚持下楼散步,但最后几个月很难走太长距离的路,走累了就坐在保姆推着的轮椅上。


高明在教书、著述、育人方面业绩斐然,他一辈子以诚待人、心胸豁达的处事作风,也为学界同仁广泛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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