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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文学教育为人的一生打底子

陈平原:文学教育为人的一生打底子学者简介:陈平原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于中大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大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主要研究现代中国学术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散文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代表作有《北大精神及其他》、《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老北大的故事》、《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等。
陈平原:文学教育为人的一生打底子文学教育为人的一生打底子文 | 陈平原来源:爱思想网摘要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
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110年前,具体说是光绪29年(1903)11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在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时,在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的同时,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之所以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此立场曾被批得“体无完肤”,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

一、阅读与写作课:国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课,我们还在由大学“自作主张”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教育部在启动此次新高考改革时,已明确宣布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但至于今后大学是否要开设“大一国文”或“大学语文”,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任凭各大学自作主张。相比之下,台湾教育界目前还在坚持6个学分的“大一国文”,显得弥足珍贵。

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最后一点是我的即兴发挥,起源于一件小事。

多年前,某教授很悲伤地告诉我,日本的中学国文课本将删去鲁迅的《故乡》,理由是国文不该收外国人的作品。后来证明是误传。据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告知:“日本有五所出版社刊行初中国语课本,这五种课本从1972年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有鲁迅《故乡》。”国语课本收不收鲁迅作品,对于普通日本人之了解现代中国,关系重大。表面上争的是“译作”算不算“国文”,背后则是国民心态。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收译作的,除了承认现代汉语受外来词汇及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还显示了国人的开放心态及国际视野。

二、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

我从16岁开始教书,最初教小学及初中的语文课,后来在大学主讲文学史。记得“文革”时知青下乡,若被请去教书,十有八九是从语文教起——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校长们觉得,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只要满腔热情且肯用心,都能教好语文课。换句话说,语文很重要,但教语文课的门槛很低,完全可以“无师自通”。

4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不管教的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太容易了。但即便如此,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课程)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惟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读“四书五经”;但贪多求快,道听途说,压缩饼干式的教学,对于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损害尤其明显。因此,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三、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小说欣赏》(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称:“除了母语教学、人文内涵、艺术技巧等,我们更关注‘阅读快感’——读小说,如果味同嚼蜡,那将是极大的失败。”其实,不仅是选修课,语文课本都得考虑学生的阅读趣味。记得小时候新学期开学,最期待的就是领到语文课本,然后抢先阅读,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在拙作《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开场白”中,我提及大物理学家费恩曼如何精心准备,投入极大热情,把物理学讲得出神入化,让人着迷,当时借用《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里的一段话:“对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节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烟火。不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谈吐自如。”不一定是学术大师,任何一个好老师,每堂课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出,既充满激情,又不可重复。

如承认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这“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的妙喻,不是我的发明,其实来自叶圣陶、吕叔湘二位老前辈。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使得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偷懒或丧失信心,自觉地降格为某名校名师的助教。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四、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五、大学生一定要学会表达。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我博士刚毕业那阵子,曾被老先生夸奖“会写文章”。当初还觉得挺委屈的,因为,比起“思想深刻”或“功底扎实”来,这“会写文章”不算专业评价,更像是雕虫小技。教了30年书,逐渐体会此中甘苦。我终于明白,作为学者,会不会写文章,确实是个“事”——而且是不小的事。最近10年,我撰写了若干关于“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论文,一半是学术史研究,一半则为了教学需要。不说成为大学者,即便只是完成博士或硕士论文,也都不是“动手动脚找东西”,或引进最新潮的理论,就能手到擒来的。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

延伸阅读

陈平原:语文教学的魅力与陷阱

一、大学与中学之间的裂缝

同样是教育,中学与大学是有区别的,但这区别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民国年间,中学老师进大学教书,很正常,如历史学家钱穆、吕思勉,文学家朱自清、美学家朱光潜等。至于特定年代大学教授因经济困难到中学兼课(如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那就更容易理解了。但五十年代以降,大学教师与中学教师之间的鸿沟,变得几乎不可逾越。这很奇怪,可绝少被追问。大学教师良莠不齐,中学教师则同样藏龙卧虎。只是因教学对象及教学内容不同,久而久之,前者较为专精,如此而已,无所谓高低雅俗。

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吴宏聪先生,他的导师是杨振声;我在北京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王瑶先生,他的老师是朱自清。杨、朱二位主要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前,以大学教授而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吴、王二位主要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后,则全力以赴在大学教书。杨振声先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1930~1932),辞职后,受命主编中小学国语教科书(1933~1936),帮手是著名小说家沈从文;西南联大时期,杨先生主持编写“大一国文”教材,同样全力以赴。朱自清在浙江春晖中学执教的那一年(1924~1925),撰写了《中等学校的学生生活》《教育的信仰》等,对中学教育很失望,希望转到大学教书。可日后再三回顾,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学,其动力与经验正在于此。1942年,朱自清与叶圣陶合编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5年,二人又合著了《国文教学》一书。另外,朱自清撰写的《经典常谈》以及《标准与尺度》《语文拾零》《论雅俗共赏》等,对关注中学语文教学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好读物。大学教授介入中小学教育,往往悬的很高,因理想不容易实现而颇有怨言。可我猜想,从杨振声到我的师兄钱理群,其“屡败屡战”的自我陈述中,其实包含着自得与自信。人的精力有限,大力介入中小学教育,多少会影响专业著述的深度。可放眼整个社会,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及影响力,非书斋里的高头讲章所能比拟。

大学教授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怎么做才能做好。师友们的经验让我很惭愧——刚才提及我的师兄钱理群介入中学语文教育讨论,主编《新语文读本》等,虽被打压,但越战越勇。另一位师兄温儒敏为人教社版高中《语文》的执行主编,又是新课标修订组负责人,近期还在编各种语文教材,在中学语文教学方面影响很大。他们俩的风格不太一样,钱理群一直坚守民间立场,温儒敏则官方色彩比较浓,承接的是教育部项目。但有一点,他们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多年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小学教育。相对来说,我更多关注大学问题,包括大学史、大学的国文教育、文学史书写等。

中学语文教育兼及工具性与人文性、实践性与理论性、社会性与个人性,需全身心投入,且不能太书生气。像我这样半心半意,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是做不好的。对此话题,我只能敲敲边鼓,说点旁观者清之类的好话与坏话,保持一种真诚但遥远的关注。

二、语文教师的影响力

2015年7月的某一天,我的新老学生在微信群里“奔走相告”——那天的《新京报》报道我在“语文教育高层论坛”上的演讲:“陈平原首先谈到了语文教师对学生人格养成的重要性。他表示,比起大学或者博士班,中学阶段对学生的影响其实更大。‘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学老师们对于学生们的影响力比大学要大。’陈平原讲了一个自己学生的例子。他说:‘十年前我的一个研究生毕业了,她学得不错,我劝她考博士班,她说不考,她就想当中学老师。她今天在清华附中教书,教得很好,而且她一直对我说,虽然我做专业也能做好,但我更愿意当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对这样的学生来说,她的中学老师给她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作为研究生导师给她的影响。’所以,陈平原认为,培养学生人格,是中学语文老师的一个重要的工作。”①

学生们都知道,这里说的在清华附中教书的“她”是谁,纷纷向她祝贺,她本人也很激动。因为,演讲现场,就有那位给她很大影响,促使她选择中学教职的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王栋生。我向王栋生道谢,没想到,接着我演讲的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又向我道谢。她早年有位出色的学生,跟她有很好的互动,留下不少温馨且有趣的故事。而那位学生如今正跟随我读博士。一位小学老师,一位中学老师,一位大学老师,竟然因各自的学生而紧密相连。并非主办方有意安排,我们互相都不知情,到了现场聊起来,方才发现世界真小,竟有如此奇遇。

为什么说中学教师对学生人格养成特别重要?那是因为,到了大学阶段,学生的性格基本定型了。尤其是进了博士班,主要做专业训练。对青少年来说,最具可塑性,也最容易出现偏差的,是初中到高中阶段。所有中学教师都可能深刻影响学生的志趣与性情,但语文老师的感召力尤其明显。我回忆自己的小学及中学,记忆深刻的,基本上都是语文老师。并非因为我是文学教授,故王婆卖瓜;我也问过好多人,大都如此。或许应该这么说:因教材有趣且教学方式灵活多样,语文老师更容易被学生关注与记忆。

三、高中教师的特殊职责

十年前,我曾接受专访,谈自己如何“从小学生教到博士生”②。那本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被做成了标题,显得有些牛皮哄哄,不太好意思。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后,我缺了高中这一块。没教过高中语文,这很重要吗?当然。除了此乃孩子们成长的重要阶段,更因面临高考这一大关,故格外吃紧。对于高中毕业班老师来说,如何平衡个人教育理念与社会制度安排,是个难题。有一次在演讲现场,我被学生家长将了一军:如何读书,到底听你这位大专家的,还是听孩子班主任的?我脱口而出:平时听我的,临近毕业那一年,听班主任及任课老师的。

除非孩子准备出国念书,否则,高考是个关键时刻,你不好说大话,耽误人家。为了你的立场坚定与逻辑完整,害得人家考不上好大学,那是不道德的。我曾引清代袁枚信中的说法:知道八股很不好,但大形势如此,你只能妥协;赶紧闯过科考关,再努力自我调整。你偶尔演讲,站着说话不腰痛,当然可以唱高调;高中毕业班的老师们,如何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需要高超的技巧的。作为学生家长与作为教育专家,同样面对高中阶段的学生,立场很不一样。这也是我不敢到中学演讲的缘故——面对中学老师还好些,多少总有理解与沟通。而且,即便话说重了,也不会有直接的伤害。

四、如何看待高考指挥棒

2015年夏天,北大清华为抢高考状元而“大打出手”,很不雅观。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抢好学生很正常,所有国内外大学都在抢。问题在于手段及标准——以高考分数来抢学生,抢所谓的“状元”,实在没出息。因为,抢“状元”的真正原因,不是爱惜人才,而是维护学校名誉——在媒体及民众心目中,抢到的“状元”越多,证明这大学越好。③

北大校方曾做过两个决策,可惜都落了空。第一是不公布高考成绩,不排名;第二是与清华达成协议,彼此都不炒作所谓的“状元”。实际上,校长及教授们都明白,抢来的各省高考“状元”,绝大部分不比别的学生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当初的高考分数对学生日后发展有很大影响。各省高考的第一名,如不去香港就学,基本上不是进北大,就是进清华。这两所大学若能“深明大义”,不炫耀抢了多少个各省第一,别的学校也就没什么好炒作的了。

为了打破唯分数论,北大曾试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我们在全国选了若干所好中学,给他们一定名额,经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学生,可成为北大自主招生直接候选人。从2010年开始做,好几年了,未见特别出色的。我说的“特别出色”,不是指智商高,而是像钱钟书那样偏科的奇才。做“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目的,就是想为那些在高考时无法获得承认但特别有才华的学生开辟“绿色通道”。可实际上做不到——那些推荐上来的,参加高考也能考上。后来我想清楚了,没有一个校长敢冒险推荐偏科或成绩不高的好学生。校长即便“独具慧眼”,也不敢“独断专行”。因整个社会已经形成这么一种舆论氛围,谁都不相信有人能出于公心“举贤能”。更严重的是,一个偏科的好学生,根本就进不了重点高中,他(她)在小学升初中或初中升高中时就被淘汰了。所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教育理念,虽然限制了某些暗箱操作,但也导致那些特立独行的好学生被卡掉。

将近四十年的唯“高考分数”是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有意义的。但斤斤计较一分之差,用同一把尺子丈量,太长的锯掉,太短的补齐,这一选拔人才机制,固然使得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明显提升,教授及学生的平均水平也不错,可也造成了特别优秀的人才(或者说天才)的缺乏,因此也就难见“石破天惊”的伟大成果。做学问的人都知道,“人海战术”的效果很有限,真正的突破靠的是“天纵之才”。在追求公平的同时,如何为特异之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便利,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话题。

五、语文教学的目标

在当下中国,完全摆脱高考这根指挥棒,任何学校都做不到。你的理念再好,只要高考成绩掉下来,家长首先就不干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拒绝步步为营、分分必争的教学方式,着力培养学生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望。大学校园里容易产生厌学情绪的,大都是那些靠海量习题拼搏上来的学生,他们缺乏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跨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以后,就显得很茫然。

在中学各科中,语文课的教学因兼具求知和审美,最可能使得整个学习过程“其乐无穷”。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因语文水平是长期学习的结果,突击不上来的。想想我自己的情况,当年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恢复高考制度了,谁都可以进考场。匆忙之中,全力以赴复习数学;因为语文行不行,早就决定了。或许正是这个特点,导致很多高中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不是很大。但在我看来,语文“投入产出比”并不低,因为它影响人的一生,而不仅仅体现在高考成绩。某种意义上,它更重要。不信你问问走出大学校门或中小学校门的中老年人,在所有课程里面,哪门课对你影响最大?十有八九回答是语文课。

因此,中学语文老师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以及“发现的眼光”。发现什么?发现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大自然之美④。

六、语文课程的意义

说到“语文课程的意义”,必须略为解释我那句名言——“孩子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这句话,都快变成补习学校的招生广告了,可这不是原文。2014年12月21日,我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说,其中有这么一段:“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课程)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唯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⑤

这话其实很平常,没那么耸人听闻。我还有另一句话,同样流传甚广:“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不说“光明正大”的后半句,就说这略带自我调侃的前半句:“文革”中下乡插队,承蒙乡亲们信任,让我当民办教师。第一天报到,校长二话没说,就塞给我一册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我很纳闷,校长怎么这么厉害,不用任何交流,就知道我热爱语文?后来发现,凡知青下乡而有幸成为民办教师的,十有八九先教语文。因为,讲别的课程需要培训(音乐课不是谁都能教的,另当别论),只有语文课最容易上手——教得好教不好那是另一回事。

七、关于“有难度的学习”

“读书是件好玩的事”,这是我2015年出版的新书题目。说读书很愉快,这没错;可读书不一定很轻松,尤其是那些有意义的学习,往往是有难度的。只讲“悦读”,而不说学习中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那是骗人的。天生爱读书且无师自通,一路顺风顺水,这样的学生少而又少。学习需要督促,阅读经典更是需要指导,教师的责任,不是降低学习的难度,而是帮助学生战胜各种困难,并收获那“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今天中国,为何需要提倡“有难度的学习”?那是因为连年扩招,大学质量明显下降;而教学评鉴的普遍推广,又使得大学里开课,颇有过分迁就学生趣味的大趋势。若教师严格要求,打分偏低,学生会在评鉴表上惩罚你的。于是,从校方到教授,纷纷调低教学标准——尤其是选修课,这个问题很突出。但愿中学不是这样。

讲“有难度的学习”,并非漫天要价或高不可攀,只是要求学生能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精神,做好一件事情。外在的诱惑太多,上课很难集中精神。不说别的,单是半小时不看手机,就让很多人受不了。2015年9月,我到波兰亚盖隆大学的孔子学院演讲,配翻译的,一个多小时,很不好玩。同行的朋友观察到,现场一百多人,没人玩手机,也没人私下议论,让他很惊讶。不是我讲得好,而是人家还能坐得住。不只青少年,大人的手机症也一样。不信你到会场看看,虽然调成了振动状态,还是不时拿出来把玩。其实没那么多急事,就是分心,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

八、如何看待十分精彩且日益强大的“课件”

五年前,北大中文系为百年庆典编辑《我们的师长》等系列图书,好多老学生都在追怀课堂上林庚先生的风神潇洒。作为诗人的林先生,其讲课风格类似俞平伯、顾随等,不以考证或史料见长,而专注于营造氛围,酝酿情绪。关于俞平伯讲李清照的《醉花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故事,张中行与赵俪生都有追忆,但评价天差地别,这牵涉到文学系与历史系各自的趣味与立场。至于顾随的课堂,有叶嘉莹的整理笔记以及不断呼吁,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我是相信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的说法,多年后,老学生记得的,不是具体的学识,而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在《“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⑥中,我曾专门辨析课堂上那些随风飘逝的声音,以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凡讲求诗意的文学课堂,规划性一般都不强,往往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种现场效果很好的课堂,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上学期,某教授在北大讲《大学语文》课,非常投入,现场效果也很好,可评鉴成绩却很低。他不相信,以为是张冠李戴,或有人恶搞。后来细看评分规则,其中有“计划性强不强”“有没有使用课件”等硬性指标,方才明白自己为何没有得高分。课程及听众不同,讲课方式也该不同;是否使用课件,应因时因地而异。至于“计划性”,同样不该过于强求——讲到得意处,顾不了那么多。真正得意的题目,我不用课件,这样才能挥洒自如,听众也都如痴如醉。此类“感染力”很强但“计划性”不足的课堂,如今正逐渐绝迹——因不符合评鉴标准。

如今的文学(语文)课堂,普遍“技术”有余而“情感”不足。尤其是课件的使用,年轻老师很容易上瘾。请记住,技术有两面性,不该过于依赖。娴熟地使用课件,是能基本完成教学任务,且不会出现大的差错;但因思路早就限定了,讲课时被课件牵着走,无法随现场学生的眼光与趣味迅速调整,自由发挥的余地不大,故不会特别出彩。

九、慕课的成功与局限性

怎样看待慕课(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风起云涌,是个敏感话题。2015年4月1日出席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对话环节,谈及当下中国大学的命运及出路,我与易中天互相抬杠。只是当我质疑慕课是否能有效推进教育平等、抹平雅俗鸿沟时,易中天表示支持——因他当过老师。几天后在华盛顿参加“第四届中美文化论坛”,我与哈佛大学分管教学创新、负责慕课设计与推广的副教务长包弼德教授(PeterBol)又有一场争辩。其实,我并不否认慕课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只是反对过分夸大其功用。在我看来,慕课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是终身教育,其次是大学里的通识课,再次是各专业导论性质的入门课,最后才轮到某些中学课程。

谈及课堂,我很固执——教师必须盯着学生的眼睛,照顾大多数学生的趣味,因而不存在无往而不胜的“标准老师”。把北京四中或人大附中的课件送到广西、贵州、新疆等边远地区,技术上没有任何困难⑦;但这么做到底是祸是福,很难说。我关心的是,边远地区的中学教师,若沦落为精美课件的放映员及助教,丧失自尊心与积极性,绝不是好事情。我从小地方走出来,深知“知识缺陷”并不可怕,最要紧的是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很多人都见识过这样的情景:程度差的学生大步迈进“精英荟萃”的重点中学,效果并不好,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

一年多前,我在香港演讲,题为《作为一种“农活儿”的文学教育》⑧,那是借用叶圣陶、吕叔湘二位前辈的妙喻。极而言之,比起数学、物理或历史、地理等课程来,最像农业的,还属语文课。此课程对“新技术”的依赖性不强,自由挥洒的空间最大。我的感慨是,因不必要的“技术迷信”,今天中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方式越来越规整、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均称,总体实力有明显提升,但一流人才难得一见。我之所以小心翼翼地维护中小学老师的“自尊心”与“高大形象”,目的是保护各种不太守规则的“奇思妙想”——如果连语文课都讲得严丝合缝、板上钉钉,绝非好事情。

十、因地制宜与因材施教

在我看来,语文教学必须尽可能贴合学生的生活经验,不该过分追求标准化。举个例子,若高考作文谈乘坐地铁或高铁的体会,那是不合适的,因那会让边远地区的学生很沮丧。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有什么经验说什么话,这才是合适的语文教育。如此强调“分别心”,是不是歧视小地方或贫困地方的学生?不是的。相反,让贫困地区学生整日关注“高大上”的话题,那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中国之大,地区经济及文化差异可谓触目惊心,你若略有了解,就会反省这种“大一统”教学的弊端。至于由此而造成的城乡(准确点说是“贫富”)间知识方面的差异,进入大学后,很容易弥补的。中学阶段,主要任务应是养成求知的欲望以及学习的好习惯。

之所以反对标准化教学,因在我看来,教育必须接地气。今人喜欢谈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似乎二者是天生的一对,绝配。其实大谬不然,前者如滚滚洪流,势不可挡;后者则势单力薄,正苦苦撑持。半个月前,我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演讲,谈及此话题,提醒越来越国际化的听众,我们的使命是:记得乡土、记得乡音、记得父老乡亲。在中学语文教育中,此立场最好能有所体现。

十一、教学中“面对面”的意义

人类几千年文明,教育贯穿始终,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理念与方法。教育必须与时俱进,但同时教育也必须有所保守。不是所有新技术一出来,就必须马上应用到教育上的。我常感叹,都说中国人保守,其实不对,中国人太趋新了——对于新技术,更是有一种近乎盲目崇拜。看一下我们的城市面貌,我们的家具设计,我们的日常话题,我们的教学方式,你就明白,这是一个“趋新”远大于“保守”的民族。而在我看来,文化需要保守,风度需要养成,教育需要积累。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⑨,提及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⑩,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胆战心惊:信息化时代知识传递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文化迅速普及,同时“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第111页)。后来我想清楚了:新技术确实改变了世界,包括教学模式,但“因材施教”的理念并不过时。总有一天,整天对着屏幕读书写作的师生们,会怀念那种有点嘈杂、有点忙乱的“面对面”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发展了,但传统教育重“个体”讲“熏陶”的宗旨,依然有效。

回到本次演讲的题目,语文教学的“魅力”显而易见,至于“陷阱”,同样值得重视。中国人常说“有一利必有一弊”,可到具体论述时,往往光说好的一面。前进路上,除了霞光万丈,还有遍地荆棘以及沟沟坎坎,不能视而不见。就好像前面提及的课件或慕课,不能因其技术及文化上的巨大优势,就忽略其可能存在的若干盲点。对于我来说,无论技术如何演进,“面对面”的教学方式,以及师生从游的校园生活,永远让人迷恋。

在这个意义上,诸位任重道远。

(此文根据作者2015年10月11日在无锡江南大学为“国培”班所做演讲,以及同年12月24日在南京中语会年会上的专题演说整理而成。)

①孙悦《陈平原:成绩要关注但不是目标》,《新京报》2015年7月13日。

②陈远《陈平原:从小学生教到博士生》,《新京报》2005年5月11日。

③彭苏《陈平原:抢“状元”实在没出息》,《东方早报》2015年7月8日。

④陈平原《教育三题》之《“发现”的乐趣——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随想》,《书城》2005年12期。

⑤陈平原《语文之美与教育之责》,《文汇报》2015年1月9日。

⑥初刊于《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后收入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⑦汤敏《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中信出版社2015年。

⑧陈平原《作为一种“农活儿”的文学教育》,《文汇报》2013年11月15日。

⑨初刊于《东方文化》2002年第1期,后收入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

⑩原著于1979年在法国出版,中译本199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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